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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百年辛亥竟只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

发布时间:2021-01-05 15:11:07 阅读: 来源:分割器厂家

揭秘:百年辛亥竟只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 [禁止缠足] 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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