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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文化广场挤在人群里听股市行情

发布时间:2021-01-21 02:55:57 阅读: 来源:分割器厂家

当年5月21日,全面放开股价后,上海各证券公司营业点委托业务迅速增加,加上新股中签面较广,客户比较分散,对柜台受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业务处理能力达饱和状态,造成许多中、小散户无法委托卖出股票。那时好多证券公司申报买卖股票的委托单是每日限量供应的。买不到委托单,就意味着当日无法进行股票交易。“记得当时还有一批专门倒卖股票买卖委托单的"黄牛"。最疯狂的时候,一张售价1元且当日有效的股票买卖委托单竟被炒到100元。”

文化广场的人群

680委托的队伍永远是最长的   张之彧告诉记者,她所在公司的摊位因为接受“680”委托的缘故,记忆中永远是文化广场中队伍最长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决定从1992年6月1日起集中开办文化广场委托点,接受投资者的卖出委托。两个月后,北京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和建行信托公司上海业务部,通过委托银行代办收付现款方式,率先在文化广场接受了股票买入委托。

当时,每个交易日的早上,散户们总是蜂拥来到文化广场内的大厅门口等候开门,券商工作人员走另一个通道,一般在开市前10分钟左右开启大门。“两扇大门一打开,股民们各自飞跑到自己开户的证券公司摊位前排队,几乎可以用百米冲刺来形容。”北京证券上海业务部时任业务员张之彧至今还清晰记得这一幕。

张之彧告诉记者,她所在公司的摊位因为接受“680”委托的缘故,记忆中永远是文化广场中队伍最长的。那时上证所的电脑速度很慢,有时候报一笔单子要花费10分钟。行情好的时候,接单的速度往往会超过报单的速度,导致有些客户的委托无法输入电脑。“我们会看的,有些明显不会成交的委托就干脆不输了。”

张之彧当时直接面对投资者,既做过冻结资金的工作,也做过收单和报单的工作,后来还做过上证所场内“红马甲”。

目前在招商证券(600999)上海浦东大道营业部任职的张之彧,从一个小小的客户心理和输单形式的变化,向记者指出了内地证券市场20年来的发展轨迹。

谭岳纲是北京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时任经理,尽管他不常去文化广场现场,但谭岳纲却是“680”委托的重要推动者。“我公司进驻文化广场不久,尉文渊找我,我和吴雅伦一起去工商银行谈完后,从决定做到实际切换到"680"委托,好像只有两天的时间,非常急。”

1992年8月28日,北京证券上海业务部率先试点启用了“680账户”进行股票交易和资金清算。谭岳纲告诉记者,“680”委托股票账户和资金账户是在一起的,解决了文化广场资金存取不便的问题,推出后颇受散户们的喜爱。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第二代”股民心中保留这段回忆。

文化广场的声音

离开文化广场后听“方微”   当年离开了文化广场的散户投资者们,正是靠着收音机聆听由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特约播报的股市行情,来了解股价的起起落落和大盘的运行方向的。

张群芳?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但老股民们一定知道一个叫“方微”的人,她是第一个在广播电台播报股市行情的主持人。当年离开了文化广场的散户投资者们,正是靠着收音机聆听由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上海业务部特约播报的股市行情,来了解股价的起起落落和大盘的运行方向的。

“方微”是播音名。张群芳告诉记者,当时她所在的深圳证券其实是派了两个人参与广播电台的股市行情播报的,一个是张群芳,另一个叫徐威,播音名各取了两个人的一个字,合起来叫“芳威”,谐音“方微”。不过,后来徐威实际上基本没有参与,负责这档节目的一直是张群芳。于是,“方微”便成了张群芳一个人的播音名。

“当时,广播电台的人不熟悉股票,希望由证券公司的人来帮助他们播报行情。”张群芳回忆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是与她所在证券公司的负责人谈的,一拍即合。“我做过老师,面对播音这种场面,心里没什么紧张的。”

张群芳告诉记者,因为当时股票数量很少,一会功夫就报完了。“节目是整点播出,每次也就是5-10分钟。”

除了交易日整点播报的股市行情外,张群芳还在每周六开设一档股市热线的节目,与广播电台的一位播音员共同主持。这档节目的内容比较丰富,包括访问上市公司老总,请股评家论市,还有现场解答听众朋友的提问等。后来,在晚上18:00又增设了一个“股市今晚谈”的节目。

由于当时广播是散户投资者获取股市信息的主要渠道,上述这些节目非常“火”。“我每周去一次广播电台,总能收到一大堆听众来信。”张群芳说。

没多久,因为广播电台要求使用专业的播音员和主持人,张群芳退出了节目,回到了原工作岗位上。而相关证券节目,由广播电台主持人晓鹿接手,一直延续至今。

文化广场的股民

在这里看股市行情   后来,有了文化广场委托点。潘先生时常跟着几个同事去文化广场了解行情,听听股价的变化。

潘先生曾是某工厂的工会委员,运气特别好。1992年之前,没有一点点炒股经验,只是在1991年年底跟着别人买了一张30元的1992年股票认购证。结果,不仅第一批就中签了,而且他所持有的尾号为“2”的认购证,居然还中了两次新股,简直把他乐坏了。

1992年3月2日,潘先生的认购证摇号中签,被允许购买30股二纺机股票。3月27日,二纺机挂牌上市,起初实行“指导价”,股价被限定在了51.80元(面值10元)的发行价附近。5月21日,股价全面放开,二纺机从71.10元一跃飙升至最高322.50元,收盘293元。就这样,潘先生一下成了同事们人人艳羡的“万元户”。

不过,潘先生的心态很好,没有急于抛售兑现。去单位周边的万国证券一看,那么多人,更不想抛了。后来,有了文化广场委托点。潘先生时常跟着几个同事去文化广场了解行情,听听股价的变化。虽然此刻二纺机的股价已经回落不少,但潘先生还是没有后悔。

就在这时,上海股市历史上第一次大熊市悄然来临,股价几乎天天下跌。上证综指从5月26日最高时的1429.01点一路跌至11月17日的386.85点,5个多月的时间里跌幅高达72.93%。这对于毫无前车之鉴的潘先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一棒。

好在潘先生挺了过来。11月底,上证所第一任总经理尉文渊宣布暂停新股上市一个月。很快,上海股市启动了波澜壮阔的大牛市,股指直奔1558.95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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